姜超律师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因为府兵制。

府兵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相信这个问题，许多人都看过各种科普文：

以上这些，在常见的府兵制介绍文章里都能看到，各有道理，但是在我看来，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实际是：

禁军野战军不分家。

按照史学界主流观点，府兵制形成于宇文泰当政的西魏时期，标志是建立了一套新的统兵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兵员补充体制。统兵体制确立了在宇文氏最高统治者领导下的“八柱国（实为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组织指挥系统，六大柱国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兵员补充体制则是将关中汉族豪强武装和地方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并多次征发“民有财力者为府兵”。

随后，开皇十年，隋文帝将汉末以来的“兵民异籍”制度转为“兵农合一”，将原先世代服役的“兵户”变成了兼具军籍与编户齐民性质的“民户”，原先的“军府”也从军事机构变成了“地方预备役管理机构”。至贞观十年，唐太宗将天下划分为六百三十四军府（即折冲府），分别归中央朝廷的“十二卫将军”管理。折冲府下设团、旅、队、火等编制，平时负责府兵的统计、训练、马匹器械管理等工作，上番宿卫或出征时则担任提供兵源的角色，如果全府出征则军府主将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也要随行。

以上是对府兵制体制的基本介绍（隋唐史爱好者估计都耳熟能详，这里就简单科普一下）。可以看出，府兵制作为一种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多次改革，从军民异籍到兵农合一，从军团式管理到官僚化，从地方豪杰半自治到长官委派制，但是，无论怎么变，“分掌禁旅”“上番宿卫”作为府兵的核心职责之一是始终未变的。

长安的禁军宿卫——现在有这样一种制度，它的运行体系遵照以下规则：

相信这么讲更多人都看明白了：按这套“算法”，最终几乎必然产生类似【赢家通吃】的局面，即野战战绩越强的军事统帅，在禁军中的影响力也越大，最终影响政治局势。

可能有人会说，府兵是“以抽调形式而非整建制形式”上番宿卫的，又分属十二卫管理，是不是可以互相制约防止抱团？——然而什么样的抽调方式能够防备“所有人包括将领都跟秦王打过仗”这种情况？？？

要知道，府兵制是一种战时体系，当初以宇文泰为核心的西魏-北周集团创建它，就是为了整合战争资源与东边的死对头一决高下。套用流行的话说，府兵制从诞生之日起就流淌着扩张的鲜血，又怎能指望其作为“制度屏障”去保护一个呆在大后方的宅家皇帝？

比如那位最著名的常何，学界和网文界普遍认为他“在玄武门当天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然而他是怎样成为北门将领的呢？

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以公为左右骁骑……勇迈三军，声超七萃，著高庸于甲令，纪茂绩于雕戈。赐上口二人，物八百段，珍玩五十件。又平时德睿于洧部，破谢名余陈郡，赏口十二人，细马三匹，器玩二百件。……令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穷追员朗。贼平，留镇于洧州。……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大唐故使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黔州刺史赠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武水县开国伯常府君碑》

注意“（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 ——不否认李世民对常何的拉拢，但如果不是“禁军野战军不分家”的这套体系，他常何又怎能一下子从河南民兵团长变成中央警卫员的？

常何从瓦岗投唐，跟着李世民打了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徐圆朗，只不过最后一次平刘黑闼跟了李建成而已。莫非李建成党也像少数民族一样讲“一滴血原则”，一日跟李大终生向太子？

更不要说常何投奔唐朝的时候，李世民是“关东战区总司令”（陕东道行台尚书令），许多前瓦岗将领都直接进了秦王府，常何又怎能摆脱这些社会关系？

另外：墓碑和墓志不一样，墓碑按性质应归为“传世史料”，墓碑被埋被毁相当于传世史料散佚。甚至可以说，在活字印刷术流行之前，碑刻是比书籍更加“大张旗鼓宣传”的方式，否则《熹平石经》也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从陈氏能够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常何墓碑拓片来看，唐朝并未禁止该碑拓印流转。此外，唐高宗时期曾组织编纂过《文馆词林》，其中收录了多位初唐人物的碑文，并流传于日本。因此“现代人挖出了敦煌遗书才发现常何碑文”并不能说明“常何的作用被刻意掩埋”。

以及，从碑文来看，当时的常何只是“北门健儿长上”（卫队队长），所谓的“中郎将”是贞观四年职务的以讹传讹。总之，历史上的常何只是李世民在禁军中安插的角色之一，是不是重要角色都要打个问号。

而类似常何这样，“因为秦王李世民而调入禁军”的人还有：

No.2 王君愕：

以武德之始，率众辕门，授大将军，兼领校尉。於时战争在辰，云雷方始。三晋之野，*齿为哭；两周之地，铜头扇梗。皇上昔居分陕，任实专征，嘉公忠到，致之幕府。扫搀抢於汾浍，斩级居多；靖枭镜於伊*，懋功为首，进拜上柱国。续以漳南之清大憝，匹马先登；蓟北之廓重氛，凶徒皆靡，以功授玄真府别将，封新兴县开国侯，寻迁左翊卫中郎将。陛戟任隆，兵栏寄重。——《大唐故幽州都督邢国公王君之墓志铭》

王君愕出身河北豪族，是昭陵陪葬功臣之一。隋末大乱时，王君愕曾劝说贼帅王君廓先取井陉，又与其一起投奔唐高祖李渊。随后王君愕加入李世民麾下，参与了平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的战斗，因功升为“内府三卫”（翊卫、勋卫、亲卫）之一的左翊卫中郎将——这是开国功臣凭借战功当上禁军将领的代表。

No.3 曹钦：

武德元年，自薛举归国，拜正议大夫，即于北门长上。刘武周挺訞晋水，偁乱夏庭。太宗作援三河，聊申六伐。公先驱阳毂(穀),首陷坚城。……王充逼迁宗祏，荐食伊瀍……建德封豨万群，仍浮白马之水。……以功拜将军。太宗道凝区外，识洞机前，聊陈命子之雄，用防宫甲之变。以公为柏堂左右，恩同卧内，寄深牖下。家难克清，预有其力。赐物三千段，金带一具，拜新城府别将。——《大唐故左骁卫大将军上柱国云中县开国公曹府君墓志铭并序》

这个曹钦（曹三良）在史书中“唐太宗亲征高丽”时出场过一次，按墓志所载的详细生平，则是从薛举手下归唐，被安排为北门长上，跟着李世民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统一战争（包括平定河北和抗击突厥），然后利用其在禁军中多年任职的经验，协助李世民完成了兵变夺权。

No.4 张琮：

既而晋野降白云之瑞，秦川开赤玉之图……高祖大武皇帝御紫极而统天，坐元扈而则地……择贤分器，量器授官，除公骠骑将军就加上开府口……寻改授左卫中郎将。刘武周称兵马邑，结援龙城，挻祸汾阴，连横河朔。今上口口口口口。公陪从戎麾，蒙授左三总管。……除左卫长史，其中郎将如故。王世充口口口口口以戎旃，曾无勤王之心……窦建德同恶相济，共为犄角……刘黑闼建德余孽，尚蓄狼心。拥兵赵魏构难漳淦……于是稽天息浸，飞岳口尘，饮至策勋，蒙授上柱国，封南安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又检校参旗军副，又检校左领左右中郎将、检校东宫右卫率，近臣侍奉委之以正人，爪牙寄之以心旅。贞观元年，授太子左卫率、捡校右武卫将军、左领军将军。——《南安懿公（张琮）碑》

这个张琮是李世民的表兄兼连襟（母窦氏，妻长孙氏），唐朝建国伊始便担任左卫中郎将，然后也是跟着李世民参加了所有的统一战争，在打仗的同时“除左卫长史，中郎将如故”，后来又兼任了关中十二军之参旗军的职务。

这二人是唐开国阶段“一边参加野战，一边兼任禁军职务”的半职业军人代表。

No.5 刘辟恶

属隋季板荡，海内分崩……以大唐义宁元年之末，取父荫授左亲卫。后从秦府经略东都，执锐先登，克摧凶丑。册勋班赏，蒙授仪同。至武德元年，简拟左亲卫队正。四年，又从秦府於介州破刘武周贼，加授大将军。五年内又破窦德、王充，勋授上柱国。其年又累前后勋，封常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唐故戎州都督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常平县开国男刘君墓志铭并序》

刘辟恶在唐初出任左亲卫，随即升为队正，然后跟着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灭窦建德、王世充，以勋封爵。

墓志中之所以反复强调“从秦府”，因为左亲卫属于宫城禁军之一，和秦王府不是一个体系。而这篇墓志的价值，则是进一步印证了开国阶段“禁军野战军不分家，内府三卫也要上前线”的历史事实。

No.6 颜人

大唐启基，投身莫府……八年，改授翊卫府旅帅。——《颜人墓志》

颜人在唐朝开国后投奔秦王府，武德八年升为“内府三卫”之一的翊卫府旅帅。

No.7 袁石

我大唐握龙乌于河汾，扫搀抢于泾渭，仰廻天睠，俯应乐推太宗受律文昌……公以义列著闻，忠勇表称，选为秦府三卫队正，从征薛举，电讨王充，告捷泾源，澄氛河洛，授朝散大夫，转亲卫旅，帅攻圾，别破刘武周军于美梁……从征窦建德，击高头逻……又破刘黑闼于洺州，讨徐圆朗于河上，……加授上柱国，封阳夏县男，赏物前后以千段，还为亲左卫校尉，仍于北门长上。武德九年，出为左武侯积善府别将，进爵为子。——《大唐故番禺府折冲都尉上柱国阳夏县开国子袁夫君墓志铭并序》

这方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墓主袁石，初为秦府三卫，也是因为破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一大堆功劳，升为“亲左卫校尉，北门长上”。按《旧唐书·职官一》，未见亲王府设置亲卫，且墓志先书“选为秦府三卫”，又写“转亲卫旅”时已不再提及秦府，故而认为袁石后期担任“亲左卫校尉，北门长上”时已转入禁卫体系。

颜人、袁石二人的履历，是地位较低的功臣升迁为基层禁军军官的代表。

上面这些人，有的在史书中被一句话带过，有的连一句话都没有，之所以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记载的必要，因为这就是当时最最正常的 “立功-受赏-升迁” 的方式。然后，根据“海恩法则”：

if you see a XX，there will be XXXXXXXXXXXXXX……

当然了，不否认东宫、齐王府在禁军中也有旧部，没挖出来不代表没有，秦王府这几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挖出来。但还是如上所述：按照“立功越多提拔概率越大”的算法，他们打的大仗太少，权重不够，无法对秦王系形成有效制衡。

所以，每当看到有人说李世民“暗中渗透了禁军系统”，嗯，虽然没啥大毛病，但正如下图所示：

对于李世民来说，我哪里是暗中渗透，我是大大方方地渗透——如果你为了降低我的影响力，刻意提拔无功之人担任禁军要职，那才是处心积虑破坏规则呢！

这就又回到了老生常谈的话题：真正的政治讲的都是大势，所谓“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是也。平心而论。

说到这肯定有人会问：

对于这样一个【系统bug】，政治老练、权术精明的李渊没有发现吗？

以平刘武周为例，李渊把李世民调去安抚凉州，李元吉，铁哥们裴寂等领兵讨伐，结果被宋金刚直接打到黄河边上，李元吉弃城而逃。没办法，又把李世民找出来救急，击破刘武周后，李渊知道太子这帮人武德不够，就不敢再玩这些名堂了，老老实实让李世民平窦建德，王世充。

那把和秦王沾关系的卫兵挑出来行不行？

这个嘛……第一是数量，以“李世民一人统一北方”的军事存在，指望李渊一个个照着简历把沾“秦王”俩字儿的卫兵全都给择出来并不现实，第二是破坏制度，第三不是和秦王有关系就会帮秦王，但你一针对，那就是把这群人推过去了。

那么，真正身经百战、对军队的建制架构指挥体系烂熟于心的李世民发现了吗？

……

对此，我只能说：玄武门事件，是李世民对“皇权及其继承人集团”下的最后通牒。在李渊调走秦府诸将、制造太白经天事件之前，李世民始终保持了“坚决不打第X枪，但是坚决不给你机会打第X枪”的实力与克制。

说到这儿不得不吐槽一下：古代史官虽然不讲究“制度史观”，但因为身在官场，很多人本身就是宰相，基本的政治素养还是有的，知道“太宗于唐，有人臣不能为之功”。儒家也好，理学家也好，对李世民的指责，始终停留在“违背礼教”这一层面，什么“向使太宗有子臧之节”啊、“想当拔刃投床际，也忆海池舟里心”啊、“周公制礼凤凰鸣，渠肯抽戈指建成”啊之类的——但是同时他们也承认，只要李世民肯“抽戈指建成”，他就能“抽戈指建成”。

结果到了近代，历史学与政治渐渐脱离，“疑古派”们成天觉得自己发现了惊天秘密，说史书记载“以大王之威，袭二人如拾地芥”都是李世民改的，而其他地方如《长孙无忌传》“与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是李世民忘了改的，所以玄武门就是九个人狗急跳墙发动的一场突袭。后来秦府旧人的墓志纷纷出土，有名有姓的“玄武门功臣”越来越多，他们又说“你看李世民果然改史了吧，史书记载李世民只有九个人，实际上却有那么多人！”

一位“专家”的微博

——正话反话都让你们说尽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当然了，有一点必须明确：“禁军野战军不分家导致大量跟随秦王立功受赏的将士进入禁军系统”只是李世民得以发动宫廷政变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上面引用那么多人的履历，也不是想说他们个个都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只是为了展示原秦府旧部在禁军当中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秦王府“幕僚们”仍然需要用心去谋划、组织、引导，才能保证政变的顺利实施。

说到这儿似乎都说完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为什么贞观时期的府兵制能够表现得如此优异？

这其中自然有多重原因：

首先，李世民针对“上番宿卫”的系统bug，在宫城北门也就是玄武门设置了左右屯营，名曰“飞骑”，虽然名义上仍“领以诸卫将军”，但具备了一定的皇帝直隶性质，如《旧唐书•姜行本传》所载“太宗选矫捷之士，直屯营以充仗内宿卫”，这就给之前的漏洞装上了补丁。

其次，贞观时期的每场大仗，统帅各不相同，征东突厥、吐谷浑是李靖，征高昌是侯君集，征高丽、薛延陀是李世勣，征焉耆、龟兹则是郭孝恪和阿史那社尔，没有人能在军队中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府兵制“兵将分离，防止抱团”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来看一张图：

张沛《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文博》1995年01期

出处见图片注释。由此可以看出，贞观时期的地方军府长官，不仅做到了“朝廷委派制”的官僚化管理，而且许多人都与李世民有着直接的关系，光是昭陵陪葬者就有这么多人都做过地方军府的基层军官。

贞观时期的府兵，从将帅到基层，都是唱着《秦王破阵乐》长大的一代。这才是李世民执掌江山的基础。

说到这儿又想起了一句经典的话：如果一个看上去吃苦费力的笨方法行之有效，那么它就是一个好方法。李世民用他打天下时一次次身先士卒亲冒矢石的艰辛，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素质过硬的军官，而这些人无论是忠诚度还是业务熟练度，都不是其他时期能够比拟的。

李世民终将他“秦王破阵”的威望，转化成了可以倚仗的制度优势。

这样说下来，可能有人会觉得：当皇帝有这么难吗，要做这么多的事才能稳定地掌握权力？

是的，想要坐稳权力并保证权力的有效执行，从来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任何权力的形成和运行都需要一定的基础。如果有人觉得很容易，那只是“精神享乐党”幻想着代入帝王就可以要权利不要义务而已。